社会信任、社会网络和语言对浙江省城乡居民社会公平感的影响
 
来源:   时间:2019-12-02   字体:【   视力保护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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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居民生活水平得到提升,收入也不断增加。与此同时,伴随着平均主义打破,不同群体间的差距扩大,分配不公平现象日趋严重(周晓虹,2017;孙敬水,林晓炜,2016)。公平是社会发展追求的重要目标。社会公平感是个体关于整体社会公平水平的认知和评价,人们会根据自身对公平社会的期望对社会整体是否公平做出主观判断。社会公平感存在个体差异,也与个体所处环境有关,还建立在个体和他人的经济收入、地位等条件的主观比较上(赵琼, 2005)。不公平感会诱发不满情绪,激化社会矛盾和阶级对立意识。因而,人们对社会整体氛围感到公平是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条件。

随着经济转型升级,居民的社会公平感水平及其影响因素受到了学者的关注。研究发现,权利与收入分配的干预关系、腐败问题、权钱交易等社会因素会影响个体的社会公平感(李春玲,2006)。还有研究从个体因素去解释个体社会公平感的差异,这些因素包括家庭背景(陈晓东,张卫东,2017),家庭出身和阶层(廉思,张琳娜,2011),主观相对经济地位评价(王甫勤,2016;谢熠,罗教讲,2017),社会比较(马磊,刘欣,2010;方学梅,2017;谢熠,罗教讲,2017),社会不平等归因(王甫勤, 2011; 方学梅,2017),公平观念和生活不平等经历(麻宝斌,杜平,2017)。但是,关于社会资本对社会公平感的影响作用,仍有待挖掘。

社会资本是个体与社会有机结合的重要体现,为更探讨个体在社会中的公平感体验提供了新的视角。科尔曼认为信任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本,因为信任是自身保持诚信和信任他人的重要基础(Coleman1990)。普特南强调社会资本的集体性,指出社会组织中的信任、规范和网络等群体特征是宏观层次的社会资本,有利于和他人进行交流和协调,帮助解决集体行动的困境,促进社会效率的提升(Putnam, 1993)。宏观社会资本概念的提出,拓展了社会资本研究领域的范围,为研究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各项议题带来全新视角(赵延东,2003)。在此基础上,布恩和希克斯进一步将社会资本区分为认知性社会资本和结构性社会资本两类,前者包括社会信任,后者包括社会网络(Bain & Hicks, 1999)。两类社会资本对社会公平感的影响机制有所不同。(1)认知性社会资本中的社会信任与社会公平感密切相关。张海良和许伟(2015)研究发现,对整体社会的公平感知、对自身收入的公平感知、是否受到政府工作人员不公正对待的普遍信任,与个体的社会公平感存在正相关。政府满意度反映了政府信任,影响居民的社会公平感。栗治强和王毅杰(2014)发现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越高,社会公平感也就越高。当政府改善居民生活条件和为居民带来大量机会时,居民对政府的信任感也会随之上升(盛智名,2013Cohen, 1997)。当所处社会存在执法不公、贪污腐败等问题时,居民对政府的信任感就会随之降低(Tyler, 1990; Wedeman, 2004)。(2)结构性社会资本中的社会网络与社会公平感关系密切。目前研究中,关于社会网络对社会公平感起到促进作用还是削弱作用,尚未形成一致结论。大部分认为,社会网络作为有效的社会资本,能够促进社会公平感的提升。也有研究提出,社会网络与社会公平感之间不存在直接联系,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罗峰,邓志强(2015)发现,社会交往满意度与青年遭遇不公正待遇的真实想法有着显著负相关。陈欣月和崔丽娟(2017)研究发现,社会网络和公平感的相关关系存在群体差异,群际接触对上海本地学生的社会公平感没有显著作用;群际接触和外地学生的社会公平感存在正相关。

本研究根据中国综合社会调査数据(CGSS2015),考察社会资本的两种形式(社会信任和社会网络)对浙江省居民社会公平感的影响效应,为促进居民公平感的社会干预政策和措施提供研究支持。

二、数据来源、变量测量和分析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来自“2015年全国综合调查(CGSS2015问卷。CGSS2015中采集了被调查个体人口学特征,同时还包括了社会公平感、社会信任感、社会网络等因素,能满足本研究目的。经过筛选数据,得到浙江省居民有效样本462个。

(二)数据测量

1. 因变量。本研究的因变量是社会公平感体验。社会公平感作为一个复杂概念,可以从微观的分配公平、机会公平、起点公平来测量,也可以从宏观的对社会整体公平状况的判断来测量。根据研究需要,本研究的因变量为居民对社会的整体公平感体验,采用CGSS2015问卷中5点次序评定问题“总的来说,您认为当今的社会公不公平?”1完全不公平5完全公平

2. 预测变量。本研究的预测变量是认知性社会资本和结构性社会资本。(1)认知性社会资本为社会信任,包括个体对社会信任氛围的主观判断和对政府工作的满意度两个方面。其中,测量个体对社会信任氛围判断的题项是:“总的来说您同不同意在这个社会上绝大多数人都是可以信任的。测量个人对政府工作满意度的题项是:“您对政府在下列工作方面的表现是否满意呢?”该题项一共考察个体在工作9个方面的满意度,通过主成分分析,将这9个指标整合成一个总体政府满意度因子。值得注意的是,CGSS2015该题项的评分为负向等级评分。在本文的数据分析中,并不对评分数据进行方向替换,而是在数据结果的解释中采用反向解释。(2)结构性社会资本为社会网络熟悉度,采用个体与人际网络接触的熟悉度来考察,测量体现是:您和邻居,街坊/同村其他居民互相之间的熟悉程度是怎样的?

3. 控制变量。本研究的控制变量包括人口学特征和其他相关变量两个部分。(1)人口学特征包括性别、年龄、教育水平、政治面貌、个人年收入。其中性别、年龄、教育水平在大量关于主观公平感的研究中被视为稳定的控制变量。本研究将政治面貌和个人年收入也定位人口特征中的控制变量之一。这是因为,政治面貌和年收入能够反映和折射出个体的政治和经济地位,并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人们的社会公平感。在测量变量时,性别变量为虚拟变量,1=男,0=女;年龄变量为连续变量,通过个体出生年份转换而得;教育水平为连续变量,通过将个体学历转换为受教育年数而得到;政治面貌为虚拟变量,1=群众,0=党员,包括中共党员和民主党派党员;个人年收入是将2014年个人年收入取自然对数而得到。(2)其他相关变量是个体的主观评价指标,包括社会阶层感、主观幸福感、普通话能力判断,均为1-5的次序等级评分。

(三)分析方法

在回归分析中,只要回归方程构建合理,次序评定所得的数据在进入方程时既可以视为定距数据,采用OLS方法回归;也可以视为有序数据,采用Ordered Logit方法回归,两者在回归方向和显著性上没有差异(Ferrer-I-Carbonell&Frijters, 2004)。为了测量浙江省城乡居民公平感的影响因素,本研究采用OLS方法回归,将次序评定作为定距变量使用,取值范围等同次序评定取值范围。

本研究采用stata14.0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研究设置6个模型A1A2B1B2C1C2。模型A为浙江省居民社会资本对公平感的回归模型,模型B为农村居民社会资本对公平感的回归模型,模型C为城市居民社会资本对公平感的回归模型。其中模型A1B1C1的因变量为社会公平感,进入模型的自变量均为控制变量。模型A2B2C2在自变量为控制变量的基础上,再继续进入预测自变量社会资本(社会信任和社会网络),进行回归分析。

三、结果分析

(一)描述统计

本研究对控制变量不同水平下的浙江省居民公平感进行描述统计,进一步对浙江省居民在不同控制变量水平下的公平感进行单因素多水平方差分析。详见表1

1浙江省居民的社会公平感分布趋势及方差分析结果

全部样本

农村样本

城市样本

平均数

F

平均数

F

平均数

F

性别

3.16(0.99)

0.21

3.37(0.99)

0.25

3.09(0.99)

0.27

3.16(1.08)

3.28(1.08)

3.11(1.08)

年龄

19-30

2.94(0.98)

6.48***

3.14(0.95)

2.66*

2.89(0.98)

3.85*

31-60

3.05(1.04)

3.14(1.07)

3.02(1.03)

61-95

3.38(1.04)

3.59(1.00)

3.30(1.04)

教育水平

0

3.56(0.98)

3.32*

3.63(1.07)

1.65

3.48(0.85)

1.60

6-9

3.33(1.22)

3.22(1.04)

3.33(1.22)

12-16

3.08(1.08)

3.25(0.89)

3.01(1.09)

19年及以上

3.15(0.94)

3.14(0.95)

政治面貌

群众

3.16(1.05)

0.84

3.32(1.07)

1.24

3.10(1.05)

0.92

党员

3.12(0.99)

3.25(0.87)

3.10(1.02)

个人年收入

0

2.95(1.05)

1.25

3.25(0.85)

2.10

2.67(1.15)

1.45

12000-36000

3.31(1.07)

3.53(1.11)

3.15(1.02)

36000-74000

3.13(1.03)

3.06(1.05)

3.14(1.04)

74000-120000

3.11(1.01)

3.40(0.84)

3.06(1.04)

120000-150000

3.19(1.05)

2.50(2.12)

3.29(0.91)

200000及以上

3.33(1.07)

4.00(1.00)

3.11(1.05)

社会阶层感

认同1-5级阶层

3.03(1.05)

11.52***

3.17(1.02)

6.22**

2.98(1.06)

7.49**

认同6-10级阶层

3.40(0.99)

3.73(1.00)

3.32(0.97)

主观幸福感

幸福感低

2.29(1.10)

13.93***

2.50(1.73)

3.02*

2.23(0.93)

10.57***

幸福感中

2.72(1.13)

2.85(1.07)

2.69(1.15)

幸福感高

3.26(0.99)

3.41(0.99)

3.21(0.99)

听普通话能力

听力差

3.51(1.03)

3.84*

3.68(0.99)

3.44*

3.25(1.06)

0.39

听力中

3.25(1.05)

3.45(0.97)

3.16(1.07)

听力好

3.07(1.03)

3.08(1.06)

3.07(1.03)

说普通话能力

讲话差

3.47(0.95)

5.33**

3.53(0.99)

1.73

3.41(0.92)

2.29

讲话中

3.13(1.12)

3.29(1.12)

3.08(1.12)

讲话好

3.05(1.01)

3.11(1.02)

3.04(1.01)

*p<0.05**p<0.01,***p<0.001(双尾检验)

括号内为标准差

结果显示,在以下控制水平条件下,浙江省居民的社会公平感体验存在显著差异:(1)年龄不同群体在社会公平感体验存在差异,城乡趋势一致。对于城乡居民来说,61-95岁老年群体的社会公平感体验高于19-30岁、31-60岁中青年群体。(2)不同教育水平群体的社会公平感不同,随着教育水平提高,社会公平感下降,城乡趋势基本一致。(3)社会阶层感不同的群体在社会公平感体验上存在差异,城乡居民的趋势一致:认为自己所处社会阶层越高,社会公平感就越好;认为自己所处社会阶层越低,社会公平感就越差。(4)主观幸福感不同的群体在社会公平感上存在差异,城乡居民呈现较为一致的趋势:当个体主观幸福感越高,社会公平感也越高。(5)普通话听说能力不同的群体在公平感体验上存在差异,城乡居民存在差异。对于农村居民,主观判断自己听说普通话的能力越强,社会公平感体验越低;主观判断自己听说普通话能力越低,社会公平感就越高。而对城市居民来说,对自身听说普通话能力的判断并不影响他们的公平感体验。

(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本研究将控制变量、社会信任和社会网络依次代入回归分析,具体结果见表2

2 浙江省城乡居民公平感的线性回归方程

所有样本

农村样本

城市样本

模型A1

模型A2

模型B1

模型B2

模型C1

模型C2

控制变量

性别

-0.0120.107

-0.0070.104

0.3040.247

0.1740.254

-0.0640.120

-0.0590.119

年龄

0.0030.004

0.0020.003

-0.0040.011

0.0080.012

0.0050.004

0.0030.004

教育水平

-0.0090.014

-0.0110.014

-0.0010.033

-0.0110.034

-0.0050.018

-0.0050.017

政治面貌

-0.1290.144

-0.0380.138

-0.1880.408

0.0840.394

-0.1450.154

-0.0690.152

个人年收入

0.0250.060

0.0010.059

0.0180.152

0.0160.166

0.0140.067

-0.0050.067

社会阶层感

0.1300.041***

0.068*0.041

-0.0090.091

-0.0520.095

0.1580.046***

0.0970.046**

主观幸福感

0.3100.076***

0.2350.076***

0.5120.179***

0.3620.173**

0.2890.085***

0.2220.088**

普通话能力判断

听普通话的能力

-0.1460.091

-0.1350.090

-0.4940.175***

-0.3390.193*

-0.0030.108

-0.0530.107

说普通话的能力

0.0260.083

0.0630.082

0.0470.191

0.2350.202

-0.0160.095

0.0120.095

社会资本

社会信任氛围

0.2400.058***

0.3030.145*

0.2120.066**

对政府的满意度

-0.4620.085***

-0.5480.198***

-0.4550.098***

社会网络熟悉度

-0.0700.049

-0.0420.135

-0.106 (0.058) *

常数项

1.4200.710**

2.7800.759***

2.7571.867

2.4062.306

0.9450.816

2.7210.867***

R

0.130

0.265

0.132

0.372

0.131

0.245

*p<0.05**p<0.01,***p<0.001(双尾检验)

括号内为标准误

1. 浙江省居民社会资本对公平感的回归分析

模型A将浙江省全体数据纳入模型。模型A1将控制变量进入回归分析,模型A2在已纳入控制变量的回归模型基础上,继续引入社会信任和社会网络。对比模型A1A2发现:(1)在控制变量上,社会阶层感、主观幸福感对居民公平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正向影响稳定。也就是说,对于浙江省居民来说,个体判读自己社会阶层越高,生活总体幸福感越好,那么更加认为自己所处的环境公平正义。(2)从社会资本来看,纳入社会信任和社会网络后,模型A1的校正R212.9%提高到模型A226.4%,校正R2提高了13.5%,达到显著水平。说明纳入社会资本后,有效提升了回归模型对浙江省居民公平感的解释度。具体来看,社会信任对社会公平感的正向影响显著。在社会信任氛围上,个体对社会氛围越信任,公平感越高;在政府满意度上,个体对政府各项工作的综合满意度越高,社会公平感越高。新纳入的社会网络对公平感为正向影响,但影响效应不显著。

2. 浙江省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社会资本对公平感的回归分析

本研究进一步分析城乡居民的趋势差异,模型B从已有数据中删选农村居民数据纳入方程,模型C删选城市居民数据纳入方程。

浙江省农村居民社会资本对公平感的回归分析。对比模型B1B2:(1)从控制变量来看,主观幸福感对农村居民社会公平感的正向影响显著,普通话听力判断对社会公平感的负向影响显著,并且两个因素的影响效应稳定。主观幸福感的正向影响体现为,当农村居民的幸福感体验增加1个单位,公平感体验约上升0.51-0.36分。农村居民公平感还受到对自己普通话能力判断的负向影响,尤其是普通话听力的影响。当浙江省农村居民自我感觉听普通话能力增加1个单位,公平感体验约减少0.49-0.34分。(2)从社会资本来看,纳入社会信任和社会网络后,模型B1的校正R213.2%提高到模型B237.2%,校正R2提高了24%,达到显著水平。具体来看,新纳入的社会信任对农村居民社会公平感的正向影响显著。在社会信任氛围上,农村居民对社会氛围的信任提升1个单位,公平感体验约上升0.30分。在政府满意度上,农村居民的满意度提升1个单位,公平感体验约上升0.54分。

浙江省城市居民社会资本对公平感的回归分析。对比模型C1C2:(1)从控制变量来看,社会阶层感、主观幸福感对城市居民社会公平感的正向影响显著,并且正向影响稳定。(2)从社会资本来看,纳入社会信任和社会网络后,模型C1的校正R213.1%提高到模型B224.5%,校正R2提高了24%,达到显著水平。具体来看,社会信任和社会网络对城市居民社会公平感的影响显著,其中社会信任对城市居民社会公平感起正向影响,社会网络对城市居民社会公平感起负向影响。城市居民在社会信任氛围和对政府工作满意度上提升1个单位,公平感体验分别约提升0.21分和0.45分。在社会网络的负向影响上,城市居民的社会网络熟悉度提升1个单位,公平感体验大约下降0.11分。

四、总结与讨论

(一)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社会公平感影响因素的异同

综合分析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社会资本对公平感的回归分析,可以发现浙江省城乡居民的公平感存在以下的共同趋势:主观幸福感和社会信任都对社会公平感有积极的影响作用。在日常生活中,当城乡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体验高、对社会氛围信任感高、对政府工作满意时,公平感也较高。反之,主观幸福感的下降、对社会不信任、对政府工作不满意的心态都会导致公平感下降。

比较分析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社会资本对公平感的回归结果,发现影响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社会公平感的因素和影响趋势不同。农村居民社会公平感的影响因素呈现两个特征。其一,在社会资本对公平感体验的影响上,认知社会资本中的社会信任对农民的公平感体验起正向影响。具体来说,当农村居民对社会整体氛围越信任、对政府工作越满意时,整体社会公平感就越好。结构社会资本中的社会网络对农村居民社会公平感体验存在负向影响作用,但效应并不显著。其二,除受社会资本的影响,农村居民的公平感还受到普通话能力判断的负向影响,农村居民自我判断普通话听力水平弱时,社会公平感体验反而随之升高。反之,当农村居民自我感觉普通话听力水平较好时,社会公平感体验下滑。也就是,随着自我判断普通话能力的提升,公平感体验随之下降。

城市居民社会公平感的影响因素也呈现两种特征。其一,社会资本中的认知性资本和结构性资本都对城市居民的社公平感有影响作用。认知性社会资本中的社会信任起正向作用,城市居民的信任感越好,公平感体验越好。但结构性社会资本中的社会网络熟悉度起显著的负向作用,城市居民对邻居/街坊的熟悉性越高,公平感体验越差,反之,当城市居民对邻居/街坊的熟悉性下降时,公平感体验上升。其二,除受社会资本的影响,城市居民的公平感体验还受到社会阶层感的正向影响,自我判断社会阶层越高的城市居民,公平感体验越高。

(二)社会资本对居民社会公平感体验的预测作用

本研究发现,社会信任和社会网络对居民的社会公平感有影响。值得注意的是社会信任和政府满意度能有效地正向预测城乡居民的社会公平感;而社会网络则是显著负向预测城市居民的社会公平感,这种负向预测趋势在农村亦存在,只是效应并不显著。

浙江省居民的社会信任和政府满意度对社会公平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也就是说,当对社会越信任、对政府工作越满意,浙江省居民的社会公平感越高。信任这一概念具有多面性,可以从心理层面和社会层面来理解。在心理层面上,社会信任反映了个体微观的心理环境,表现为个体对个体的人际信任。在社会层面上,社会信任体现了个体与群体、组织与组织之间的信任,反映出宏观的社会机制。本研究考察的浙江省居民对社会整体信任氛围的主观判断、对政府各项工作的综合满意度属于宏观层面的社会信任。在传统社会,社会信任建立在血亲关系和地缘关系上,存在于熟人网络中。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中,社会信任机制发生变化。现代社会中熟人社会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陌生人环境,社会信任的基础转向对宏观的抽象体系的信任,如“政府”、“司法体系”、“质量检测体系”等抽象象征(吉登斯,2000)。结合本研究结果可见,在目前的中国社会中,传统的熟人社会已经松弛瓦解,社会信任的机制转向抽象体系。因此,对社会整体氛围的信任判断,对政府的满意度成为可以有效预测城乡居民的公平感的社会资本。

社会网络对城市居民的社会公平感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当城市居民与邻居/街坊的熟悉程度越高,体会到的社会不公平感越强。这个结果趋势不同于大部分研究中得出的社会网络的影响作用趋势,也不同于社会资本理论对社会网络作用的推论。邻里关系网络是社会网络中的重要概念,帮助网络中的个体获取信息和共享信息,获取和控制优势资源,增加个体和集体的利益。这就意味着在社会网络中邻里交往越熟悉、密切,个体获得的社会资本越多,越有可能体会到较高的社会公平感。这种相反趋势可能与社会比较有关。基于相对剥夺论的局部比较论认为,个体的社会公平感来源于个体对局部信息的比较。在个体同自己过去经验进行纵向比较时,或和参照群体进行横向比较时,如果认为自己因付出而得到的回报越合理,就越可能认为社会是公平的。在本研究中,当浙江省居民与邻居、街坊、同村其他居民的熟悉程度越高时,居民的社会公平感越低。基于相对剥夺论,这可能是因为当居民与邻居或其他村民越熟悉时,意味着彼此沟通频率增加,能够进行互相比较的信息也就越丰富,经过比较,如果居民感到自己的生活相对过去并没有得到改善的话,或如果居民和他人相比时感到自己社会地位并不符合发展预期时,就可能会倾向于认为社会是不公平的。

(三)语言能力对浙江省农村居民社会公平感体验的预测作用

本研究发现普通话能力对浙江省农村居民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个体自我判断普通话的能力越好,社会公平感的体验就会下降。对浙江省农村居民来说,在日常生活中除了使用普通话外,最常使用的语言是方言。而在不同地区,普通话和方言的价值有所不同。因而一个可能的推论是,普通话能力越好的个体,对自己掌握方言能力的评价可能较低,从而导致社会公平感体验的下降。

语言是人类思想沟通、知识积累、心理发展的工具。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dieu)提出语言是一种特殊的文化资本(Pierre1991)。相比于掌握弱势语言,掌握强势语言的个体在生活中更具竞争力(向祖强, 张积家, 韩广义,2015)。在我国,普通话作为国家通用语言,具有跨地区通用性。相比而言,方言的通用型较低。但是,方言作为区分“本地人”和“外地人”的一项标准,对说话者的地域认同有着影响作用(蒋冰冰,2006)。在浙江农村地区,受经济发展水平、传统语言使用习惯的影响,方言是更为强势的语言资本,帮助农村居民构建更为积极健康的心态,减少社会心理距离,体验更高水平的社会公平感。这也与一些已有的语言认同的研究结果保持一致,俞玮奇(2012)的研究发现,随着年龄增长,南京人对南京话的价值评价变高,对南京话的情感认同也在增加。

(四)客观社会经济地位无法预测浙江省居民社会公平感体验

公平感的决定因素中存在“结构决定论”与“局部比较论”之争。“结构决定论”认为个人所具有的社会经济地位对公平感起决定作用。个人在社会中所具有社会经济地位越高,人力资本、政治资本、经济资本越具有优势,就越倾向于认为自己所处的社会是公平的。“局部比较论”认为影响个人的公平感的主要因素不是社会经济地位,而是个人与周围信息的局部比较,包括与他人的状况进行比较,或与自己过去状况进行比较。本研究结果显示,不同年龄、性别、教育水平、不同政治面貌、不同个人收入水平的浙江省城乡居民的社会公平感水平没有显著差异。在回归模型的预测趋势中,年龄、性别、教育水平、政治面貌、个人收入水平同样无法对城乡居民的社会公平感进行有效的预测。这说明对于浙江省城乡居民来说,客观水平的人力资本(年龄、性别、教育水平)、政治资本、经济资本并非影响个人社会公平感的主要因素。教育水平、政治资本、经济资本反应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可以推论,浙江省城乡居民的社会经济地位并不决定社会公平感感知,并不支持“结构决定论”。

这与以往否定“结构决定论”的研究保持一致,解释了改革开放四十年经济增长、收入差距加大的背景下,中国社会保持稳定,没有出现大规模社会动荡的原因(马磊,刘欣,2010),即影响个人社会公平感体验的主要原因并不是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怀默霆(2009)考察中国人宏观的社会公平感,发现客观阶层地位与社会不公平态度的不对应,客观社会阶层较低的人对社会不平等的态度温和。马磊,刘欣(2010)基于CGSS2005数据分析中国城市居民的分配公平感,发现社会经济地位(教育水平、收入水平、阶层水平)并不决定微观的分配公平感。本研究将社会经济地位并不决定个人社会公平感感知的结论扩展到浙江省的农村群体,并且在宏观层面的社会公平感上得到验证。

五、启示

从社会资本对浙江省居民社会公平感体验的预测作用,得出以下两点启示:(1)建立对抽象体系的社会信任,构建城乡居民的社会公平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信任的机制发生转变。中国人传统的社会信任建立在宗族关系上的熟人信任。但随着1978年改革开放,熟人社会的松弛和瓦解,传统社会信任的基础受到冲击,现实中社会频繁出现信任危机,影响社会公平感的整体氛围。构建城乡居民的社会公平感,从应对信任危机着手,建立可信任的抽象体系,进一步规范社会规范与制度,提高对政府各项工作的满意度是一种有效的可能路径。(2)调整社会网络中的相对剥夺感,减少城市居民的不公平体验。社会网络对社会公平感的作用,可能是建立在网络使用方式上,在加强邻里关系网络过程中,强调城市居民的共同参与和互动感,而不是静态的个人信息比较网络,减少相对剥夺感,避免产生不公平体验。从语言能力对浙江省农村居民社会公平感体验的预测作用的结果,得出启示:(3)不要忽视语言资本在社会公平感构建中的作用,尤其是在农村居民群体中。提高农村居民尤其是外来人口的方言能力,帮助其提高在当地具有优势价值的语言能力,减少社会心理距离,能够有效提高农村居民的社会公平感体验。

(作者:孙尔鸿,宁波市委党校公共管理教研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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